在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的“名人殿堂”里，悬挂着一位数学家的照片。他，就是中科院数学所原副所长、系统所首任所长关肇直院士。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红色数学家。 

　　关肇直出生于广东书香世家。他由教会学校的一名“数学天才”，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数学事业的领导者，绝非偶然。 

　　燕京大学的岁月，是关肇直开始治学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岁月。燕大学术气氛十分自由。尤其是1935年-1936年，美国数学会副会长维纳和法国数学家阿达玛的先后访华，成为中国数学界的盛事，打开了年轻学子的视野，在中国的校园里掀起了学习数学的热潮。关肇直在燕大数学系读书，展现出了很高的数学天分，被燕大师生称为“数学天才”。他立志要成为大数学家，20岁时，就在英国的数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他的数学老师、燕大理学院院长Ernest Ralph Lapwood（中文名：赖朴吾）评价关肇直时说：“40年来，我在中国的大学和剑桥大学教了很多聪明学生，而关肇直是他们当中最聪明的那一个学生……能够成为他的老师、同事和朋友是我的骄傲！”。 

　　1943年，燕大在成都复校。留校任教的关肇直在后方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的农村和底层人民生活，内心非常难过。在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后，他不由得感叹“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常常潸然泪下。这时关肇直开始阅读大量进步书刊，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动。 

　　他发起组织了进步团体“成都各大学教授联谊会”，一边治学，一边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通晓6门外语的他，悄悄翻译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在机场送给燕大的外籍教授，拜托他们帮忙在国外广泛宣传。 

　　有一次，郭沫若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重庆校场口被打。关肇直带领燕大青年教师发表抗议书，强烈谴责国民党特务的暴行，面对白色恐怖的威胁，挺身支持爱国运动，击退了特务的气焰。这就是有名的“校场口”血案。关肇直的组织才能、超人的胆识和流畅的外语，折服和影响了一大批师生，司徒雷登也十分器重他的才学。 

　　1945年的一天，校长司徒雷登找关肇直谈话。司徒雷登交给他一封亲笔书写的赴美国华盛顿大学留学的推荐信，并告知已为关肇直申请到了美国国务院的高额奖学金。司徒雷登希望关肇直尽快赴美研究数学，并暗示他不要再参与共产党的革命运动。此时的关肇直，已把自己的前途和中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他在内心深处意识到，在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最终，他回信断然拒绝。 

　　1946年，党组织有意吸收关肇直入党。时值北平围城前夕，风声鹤唳，反动当局穷途匕见，此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时会有掉脑袋的危险，知识界同仁难免退缩回避，而关肇直则毫不犹豫递交了申请书，并在1947年入党，开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此后，关家在北平西城学院胡同22号的大宅成为当时我党地下活动的一个据点，掩护了不少革命同志。国务院法制委员会解放前最后一次学委会就是在那里召开的。解放后，关肇直把父亲留下的这个大四合院捐献给了国家。 

　　1947年中法两国政府协议互换留学生，关肇直在录取名单之列。党组织考虑到在全国解放后，急需大批优秀的科技建设人才，故在当时工作十分需要他的情况下，批准关肇直公费赴法留学。 

　　1947年秋天，关肇直来到法国。在巴黎大学庞加莱研究所（Institut Henri Poincaré）学习泛函分析，导师是国际著名的一般拓扑学和泛函分析创始人、巴黎科学院院士弗雷歇 （Maurice Fréchet, 1878-1973）。不到两年的时间，关肇直在数学研究上就做出了成果，写出论文并被法国专业期刊收稿。 

　　法国作为中国共产党8个早期地方组织的发起地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长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世纪初，在法国的留学生中诞生了一大批我党早期的杰出领袖。关肇直在巴黎住在法国共产党员Bellasie（中文名：贝拉济）的家中，这也是我党在巴黎的一个地下组织。在这里，关肇直接触到了当时西方流行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工团主义等新的政治和精神思潮。 

　　作为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的成员和全国学联驻法国联络员，关肇直组织成立了留法公费同学会，并担任首任会长。他参加了国际学联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届理事会，期间还参与了世界青联的一些工作。在学习之余，他经常组织旅法侨胞、学者、留学生在贝拉济家中聚会，积极开展工作，扩大党的影响。 

　　有一次，关肇直组织策划领导了赴法公费留学生对当时国民党政府驻法使馆的斗争。在大使馆，关肇直带头与国民党政府官员谈判，为首的官员威胁说要把关肇直押解回国，并扬言“你们应该懂得这意味着怎么一回事”！面对威胁，关肇直义正言辞，据理力争，最终斗争取得了胜利，学生们的请求得到了解决。关肇直杰出的领导才能给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50年后，吴文俊在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还记忆犹新。 

　　1949年夏，中国共产党法国总支部正式成立，关肇直协助孟凌崖负责做宣教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留学生调研法国各学科发展概况，为解放后党的科学教育事业开展作准备工作，同时动员自然科学类别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关肇直组织和团结了一大批优秀的爱国知识分子，其中包括钱三强、吴文俊、吴新谋、田方增等。不久之后，他们纷纷返回祖国参加到新中国的科学建设。 

　　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消息震动了海外的赤子之心。此时，关肇直已在泛函分析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论文即将在法国期刊上发表，在法国完成学业，获得博士学位后再回国服务，是比较顺理事成章的事。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劝他取得学位再回来。但是关肇直认为，投身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建设才是一名学者对祖国最好的贡献！ 

　　抉择关头见初心。就这样，关肇直毅然谢绝了导师和朋友们的挽留，放弃了即将取得博士学位的机会，漫卷诗书，提前归来报效祖国。 

　　他的同期留法好友吴文俊说，当时很多留法学生因国外优越的科研环境，想办法不回国。对关肇直放弃学位的选择惋惜者有之，非议者有之，但是更多的是同学们对他的钦佩。在他的影响下，一些进步同学也放弃了学位陆续归国。有同学感叹地说：“关的回国说明他胸襟磊落，将来必然会做出不凡的事业。”后来的事实证实了这一点。 

　　归国后，关肇直按照党组织的分配，立即投入到中国科学院的筹建工作。他理所当然地挑起了在我国发展泛函分析的重任，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高级教学和研究人才，成为新中国泛函分析和现代控制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中科院数学所，关肇直长期担任主要领导，当时国内关于发展数学的许多重要方针、措施，都与关肇直的指导思想息息相关。六十年代，为了国家“独立自主研发国防尖端武器”的需要，关肇直放弃了原有科研计划，带领中科院数学所的数学家们参加到多种型号导弹、人造卫星和潜艇控制等科研项目中，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肇直的人生抉择总是和党的需要、国家的需求紧密相连。“我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然后才是一个科学家，我从事科学研究是在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这是关肇直经常说的一句话。这句话,也正是他人生最好的诠释。 

　　（撰稿/魏蕾）